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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問題研究——以錯案追究機制爲視角

编辑日期:2019年01月23日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阅读次数:

作者簡介:

戴賢霖,男,1991年生,本科及碩士研究生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研究方向爲知識産權法,研究生期間攻讀了自學考試“机电一体化”专业并取得本科学历和重庆大学颁发的学位,现就职于皇冠hg88688手机版人民法院,任法官助理。本人办公电话为0758-3113709,移動電話爲13822607913E-mail爲179086727@qq.com

 

 

 

 

 

 

 

 

 

 

 

論文獨創性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所呈交的論文是我個人進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盡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別加以標注和致謝的地方外,論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經發表或撰寫的研究成果,特此聲明。

 

 

作者簽名:              日期:

 

 

 

 

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問題研究

 

 

論文提要:

司法責任制毫無疑問是近年來司法改革的重點建設內容之一,司法責任制本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具體化的價值目標,需要各種功能制度去對其進行真正的實現,如何建立一個完善而公平的錯案追究機制是實現司法責任制價值的核心。錯案追究機制作爲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核心問題。一是如何建立一個較爲合理的錯案歸責原則的問題,該制度務必讓制造錯案的裁判者承擔相適應的責任。二是如何調動法官的主觀能動性,讓其在法律範圍內自由心證而不受幹擾和擔心追責,憑借良心去盡可能接近真相,實現實質正義的問題,該制度務必讓裁判者避免作出錯案。

目前錯案追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一是錯案追究機制與法官責任豁免的之間的模糊;二是錯案追究的認定問題;三是法官權責並不相適應的問題;四是錯案追究機制與員額制旨趣相悖。然而錯案追究機制在當前的中國現實中也有其特殊的價值,值得因循。爲了完善錯案追究機制,可以通過以下路徑進行:一是規範判決的說理部分;二是營造法官獨立審判的環境;三是錯案認定方面應該采用實行行爲與結果相結合的二元主義。

對于司法責任制而言,該項制度的確立不應屬于臨時之舉或者暫時性的做法,而應是一種長遠規劃,而其中的錯案追究機制與法官的豁免機制實際上是司法責任制的一體兩面,如何隨著我國員額制精英化的進程的發展進而調整錯案追究機制與法官豁免機制之間的尺度,實則對是考驗我國法治制度頂層建設的考驗。隨著法治建設的推進,錯案追究制度終將消亡,完成其曆史使命。

全文共6557字。

 

主要創新觀點:

本文從司法責任制的核心制度錯案追究機制爲切入點,著重討論錯案追究機制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錯案追究機制與法官責任豁免的之間的模糊;錯案追究的認定問題;法官權責並不相適應的問題;錯案追究機制與員額制旨趣相悖。通過對以上問題的淺析,提出了一些解決的路徑:規範判決的說理部分;營造法官獨立審判的環境;錯案認定方面應該采用實行行爲與結果相結合的二元主義。

但是在推行說理部分的規範時,其實應該是循序漸進,因爲目前來說,我國因爲曆史原因絕大部分法官的素質確實是有待提高。同時,如果構築明確的錯案範圍具有可操作性強的優勢。這樣的邏輯起點是法官如有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爲,本身就足以證明其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者過失。在違法行爲與違法故意之間確定一種從客觀到主觀的探求路徑,降低了追責裁判者時所需要的舉證責任。法官只要違反了法律法規,就足以被認定爲存在主觀過錯。這可以類比醫療事故中對醫生的追責原則。最後,普遍的曆史和經驗均表明,試圖通過構築限制法官心證的證明力規則體系以達到減少錯案的努力不僅是徒勞的,而且還導致錯案發生。相反,在證據證明力和可信性方面賦予法官充分的心證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裁判權,這是最大程度減少錯案、得出符合真相的裁判的不二選擇。

 

 

 

 

 

 

 

 

 

 

 

 

 

 

 

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問題研究

                                               ——以錯案追究機制爲視角

 

司法責任制毫無疑問是近年來司法改革的重點建設內容之一,與員額制一同被並稱司法改革的“牛鼻子”,足見其地位。司法責任制目前沒有明確的定義,其內涵均見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文件提出的“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以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成爲了黨中央首次對司法責任制的內涵和司法責任制改革的直接闡述。但是司法責任制本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具體化的價值目標,需要各種功能制度去對其進行真正的實現。

司法責任制從基本的解釋上看,包含著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要讓裁判者對其經辦的案件終身負責。第二層含義是要讓裁判者肩負起其司法之職責。不過兩層含義最終其實彙聚到一起也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建立一個完善而公平的錯案追究機制。當然,任何制度都難以一蹴而就,其必然存在諸多需要克服的問題,而問題的另一面實際上是其活力的體現。本文就是討論一下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過程中的錯案追究機制存在的問題。

一、司法責任制下的錯案追究機制

目前而言,無論是官方還是學界均未對錯案一詞給予一個明確的定義,當然,這不影響討論大部分關于錯案追究機制的問題,但是在一些模糊的領域就容易出現困惑。同時,沒有明確錯案的定義也有以不確定的客觀結果對法官進行追責的風險。因此在探索過程中應該探索出錯案的定義或者是采用列舉的方式把判決存在導向不正,但不認爲是錯案的情況清晰列舉。錯案追究機制作爲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核心問題,務必産生兩個效果。一是該制度務必讓制造錯案的裁判者承擔相適應的責任。二是該制度務必讓裁判者避免作出錯案。

第一個效果實際上是如何建立一個較爲合理的錯案歸責原則的問題,目的在于限制法官的恣意妄爲,讓判決盡量趨同,使法律精神得到貫徹。第二個效果實質是如何調動法官的主觀能動性,讓其在法律範圍內自由心證而不受幹擾和擔心追責,憑借良心去盡可能接近真相,實現實質正義的問題

二、錯案追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一)錯案追究機制與法官責任豁免的之間的模糊

錯案追究機制的內涵實際上因不同的法治形式國家而不同。英美法系國家之法官因其與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地位不同,因而錯案追究的內涵也是不同的。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既是法律的適用者,也同時是法律的創制者,因而英國、美國建立了不以判決結果的對錯而僅以不當行爲作爲依據的法官懲戒制度。這種制度不問判決結果的對錯,因爲判決結果已然成爲一個國家法律的組成部分,而是針對法官在該裁判過程中是否存在不當行爲,並且對此的判定與追究由上訴法院完成。這也是依賴于英美法系國家傳統形成的精英型法官的遴選機制,同時也體現出對精英法官的信任。在大陸法系國家,更多依靠成文法的適用得出裁判結果,並且法官的精英化程度也不如英美法國家,故實行的是不當行爲和錯誤判決二元論作爲法官懲戒事由的責任形式,“錯誤判決”必須主觀上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我國的法律建制與大陸法系國家類似,肯定也是自發形成了類似的錯案追究機制,這一點毫無疑問的,同時從法治資源的現狀看,也是合適的。

具體而言,一方面,我國的司法現實就是司法案件數量巨大,法官隊伍人數相對較少,加之目前已經實行的員額法官制度,使得法官群體是往精英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法官的辦案任務也更重。雖然目前引入了法官助理等輔助人員來協助法官辦案,但是最終審核也是需要法官進行,事實上法官還是淪落爲結案的司法民工,加之法院系統自上而下也有相應的結案率任務,經常因爲這些考核任務而像企業沖擊業績一樣,使得法官辦案質量難以保證。另一方面,因爲錯案往往以判決不符合案件事實真相爲標准,但法官並非親曆者,不可能完全達到案件事實真相,法官的使命只能是根據經驗和邏輯,遵循內心去挖掘最可能的真相,也就是說法官其實是在重組最符合大衆邏輯的故事並依法裁判加之由于證據以及審限的限制,法官遇到存疑案件也不得不作出裁判。從客觀上看,法官“有能力發現事實真相”或者法官“違背事實作出錯誤裁判”的命題是不存在的。同時,法官判案所依據的是經過抽象的事實也即法律事實,而這與觀真相往往相距甚遠,但法官不是神,以其有限的能力其只能對法律事實負責,而不能對客觀真相負責。況且,辛勤的中國法官案件數量之巨、考慮維度之多,兼之結案任務重,追究較重責任,將會削弱其追求其職業歸屬感與認同感。那在這些客觀條件下,我們如何才能較爲公正地實現對法官的司法豁免同時兼顧對法官的錯案追究,這是一個問題。 

(二)錯案追究的認定問題

基于司法責任制在現行司法改革中的支柱性地位,以及司法責任制在以往及現在司法實踐中運行不暢的情況,我國學術界對此進行了熱烈的探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其一,陈瑞华教授主要通过分类的研究方法,将司法责任分为结果责任模式、程序责任模式、職業倫理責任模式,並通過對上述責任模式的演進、構成要件等進行分析,反思這一模式的優劣,並爲未來法官責任制度模式的選擇確立了一些基本准則。()其二,周長軍教授主要通過對我國傳統司法實踐中混亂的法官問責方式進行考察,認爲法官責任本質屬于一種“辦案責任”或“司法過錯責任”。因此,法官問責制度錯案責任應恪守追究嚴格化、信訪責任追究退隱化、紀律責任追究實效化、法官問責規範統一化等原則。此外,應當確立“二元雙層”的法官問責基准,並采取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方式建構法官責任豁免制度。()其三,王迎龍博士主要從分析不同視角下的法官責任制著手,通過反思結果中心主義的法官司法責任( 或者以结果中心主义为主的法官司法责任) 的不足,主张在司法責任語境下建立一種“行爲中心主義”的法官責任追究模式。該模式強調法官行爲的正當性,而非關注案件實體結果的對錯,以法官不當行爲爲中心、主觀過錯爲輔助、錯案結果爲補充重構法官責任標准體系。同時,應在法官責任制度下構建法官責任豁免機制,完善法官職業保障制度,以及由法院系統內部行政化的法官責任追究程序改造爲司法化的法官責任追究程序。()

最高法近年發布的《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幹意見》(以下簡稱《若幹意見》)中已經建立起錯案追究的基本架構。《若幹意見》建立起的基本架構有三部分:第一是對法官主觀故意的判斷標准,這部分包含了法官對案件判斷存在故意、重大過失導致嚴重後果以及渎職貪汙等情形;第二是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人員等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怠于行使或者不當行使審判監督權和審判管理權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責任;第三是明確了一定範圍的例外或者說豁免。《若幹意見》對推進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由于司法問題的複雜性和難以預測性,這些條文在實際應用的時候也是面臨著比較多的問題。

按《若幹意見》,目前的判定標准是法官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當然,在此基礎上也是給予了一定的豁免範圍,例如對法律、法規、規章、司法解釋具體條文的理解和認識不一致,在專業認知範圍內能夠予以合理說明的或者對案件基本事實的判斷存在爭議或者疑問,根據證據規則能夠予以合理說明的等等。這些規定看似自洽,但現實中也難以把握。例如,如何把握專業認知範圍內予以合理說明的問題,還有如何對于案件基本事實判斷的問題。案件基本事實判斷確實是審判中的難題,因爲法官是一個局外人,只能依據證據以及靠常識進行推理判斷,真正的真相有時候難以觸及。當然,法官可以依靠證據規則進行判斷,這在理論上是不存在問題的,然而在實現案件的公正審判時如何恰當處理有時候是考驗法官的專業水平、心智能力的難點。

(三)法官權責並不相適應的問題

在我國,基于司法責任法律級別低以及司法權利保障因素缺失等因素,導致法權與司法責任之間呈現出失衡狀態。一般情況來說,法官其實辦案相對比較獨立,但是遇到了一些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時,法官個人意志難以抵禦外界的過問,當然隨著司法責任制的深入,其實已經有一定改善,但是目前的情況是法官因爲需要承擔錯案追究風險,雖然明文上規定了各種責任,但是因爲實際權力以及待遇報酬等並不相匹配,故而會自發形成一個平衡,就是規避責任。法官作爲一個“理性人”其更愿意去规避风险,要么提交到审委会或者是运用证据规则等来替代真正的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当然這與我国发展了发达的证明力规则有关。

(四)錯案追究機制與員額制旨趣相悖

司法責任制與員額制都被人稱爲司法改革的 “牛鼻子”。司法責任制目的是督促法官履行好其審判的責任,而員額制的目的在于培養一批精英型法官,提高審判質量。深究之,員額制因其暗含了對精英的信任,故于之相匹配的也是司法豁免制度,當然,英美法與大陸法國家的法官有差別,這點上文已經提及,但是相對我國,即便是大陸法系國家仍是精英型法官,其司法豁免範圍仍是較大的。,司法責任制與員額制本身屬于此次司法改革的最爲主要的兩項制度。然而,員額制本身就是以司法精英化、專業化爲目標進行設計的。這也是英美國家不實行司法責任追究制的原因,因爲員額制中暗含了對本國司法精英的信任。()誠然,錯案追究機制在目前我國的法學研究、法學教育以及法官遴選制度的現狀之下,無疑是合適的權宜之計,但其應有所調整與向司法豁免制度靠攏,這樣才會形成良性循環。

三、錯案追究機制之因循價值與完善路徑

(一)錯案追究機制因循價值

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考量,新中国司法几乎总是自觉自愿地扮演党革命以及和平建设事业之服务工具的角色,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工具,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我国的司法系统因历史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其公信力不够,错案追究机制回应社会大众的相应关切。同时,错案追究机制符合我国目前的制度历史沿革,该制度并不是最近才出现而是在二十年前已经出台并且被讨论,但是因为当时的政策环境影响以及制度设计的粗糙而得不到完整的贯彻落实,从而直接蜕变为个案化的政策性制度。当某案件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时,拿此制度来对主审法官进行惩罚以平息社会舆论。因此,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必须设计完善,慎重实施,绝对不可以损害司法权威为代价,否则,其后果必然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严重缺失,法院就不会被公认为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会没有底线。

(二)錯案追究機制完善路徑

1、規範判決的說理部分

規範法官作出判決中的的說理性部分,其實是一種對其審判思維的再現,也有利于日後審查其案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以作爲是否屬于錯案的重要判斷內容。規範了判決的說理部分,至少他必須就其采取了某種特定的重組、回構案情之思路出相應的說明,易言之,即律師、檢察官或其他什麽人的別種重組思路沒有被采納的原因、當下案件應該適用A法的第n條而非B法的第m條的原因、當前已被選定的某個或某些法律條文一定要作這樣的理解而非那樣的理解的原因等等以及賦予某個案件事實以這種意義而非另外一種意義的原因,而不能用“不予采信”或“本院認爲”等不講道理的方式簡單粗暴地提出自己的結論。()如果在每一個判決或至少在每個有爭議的判決中法官就如上方面都作出詳細的說明、論證,那麽法官的任意和恣意將得到極大程度的限制甚至消解。

但是在推行說理部分的規範時,其實應該是循序漸進,因爲目前來說,我國因爲曆史原因絕大部分法官的素質確實是有待提高,貿然對其要求達到國外的說理水平也是不現實,但是最高院可以通過規範文書,或者是選擇一些說理性好的文書範本以及一定時長的課程教學來慢慢引導,規範判決說理部分的內容,以讓判決逐步提高其說理性和邏輯性,從而使得判決更具有說服力和公信力,有助于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

2、營造法官獨立審判的環境

“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理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完善司法責任制的意見》,使得司法權責的主體實現了統一,不過,要真正落實“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從而讓“司法責任”取得正當性,從而必須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消除壓力源阻隔壓力,從而讓法官“敢于裁判”;其次,除卻“推責道具”克服其“依賴惰性”從而讓其“不得不獨立裁判”;最後,在賦予其“獨立審判權”的同時,確保“公正裁判”()

《領導幹部幹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等文件的出台已經爲法官獨立審判營造了一個較好的政策環境。《完善司法責任制的意見》中獨任庭和合議庭去行政化的裁判生成機制以及相應的責任承擔方式,使得法官取得權責統一的主體地位。然而,法官轉移責任的道具依然存在,最主要的就是 “證明力規則”。但是普遍的曆史和經驗均表明,試圖通過構築限制法官心證的證明力規則體系以達到減少錯案的努力不僅是徒勞的,而且還導致錯案發生。相反,在證據證明力和可信性方面賦予法官充分的心證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裁判權,這是最大程度減少錯案、得出符合真相的裁判的不二選擇。

3錯案認定方面應該采用實行行爲與結果相結合的二元主義

如果僅采取錯案的結果中心主義,那麽,則可能會對主審法官職業保障造成威脅,在矯正錯案的時候同時追究法官例如“河南洛陽假種子案”等。這就要求,確定錯案標准應當確立以行爲或者程序爲中心的追責機制。不少學者認爲法官錯案的行爲標准應當具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這種立論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區分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尤爲困難。因此,應當通過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明確列舉錯案的行爲標准,這些標准或者規定就構成錯案的範圍。構築明確的錯案範圍具有可操作性強的優勢。這樣的邏輯起點是法官如有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爲,本身就足以證明其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者過失。

在違法行爲與違法故意之間確定一種從客觀到主觀的探求路徑,降低了追責裁判者時所需要的舉證責任。法官只要違反了法律法規,就足以被認定爲存在主觀過錯。這可以類比醫療事故中對醫生的追責原則,醫生在治療過程中造成了患者的傷亡,要證明其是否存在主觀過錯,主要看其是否存在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行爲。()之所以規定應當結合司法行爲所造成結果來認定錯案,其實是對司法責任制的一種限制或回縮。同時,這也是平衡各方利益的一種做法,從而可以防止司法追責的擴大化。不僅如此,在法官的程序違法行爲與嚴重結果之間,還必須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

四、結語

對于司法責任制而言,該項制度的確立不應屬于臨時之舉或者暫時性的做法,而應是一種長遠規劃,而其中的錯案追究機制與法官的豁免機制實際上是司法責任制的一體兩面,如何隨著我國員額制精英化的進程的發展進而調整錯案追究機制與法官豁免機制之間的尺度,實則對是考驗我國法治制度頂層建設的考驗。一方面充分发挥当前已有的制度,如案例指导制度、司法解释制度来注释现有的法律制度使得更符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情,使之更接近社会的公义。另一方面应该转变证明力规则成证据能力规则,并让法官具有一定的豁免权,但是要求其在判决中充分说理,这样构筑起的错案追究制度更有实效,也更便于社会监督,更有助于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但是这又回到了培养精英化法官,并提高法官待遇,且判决的产生的客观的社会影响与法官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其判决可以让上级法院予以推翻,只要是其是依据内心真实的心证作出,这点可以通过判决中的充分说理印证,只要是这样作出的判决,就应该得到尊重,而这样的法官也不应被责备。但是这样的逻辑最终也是会導致错案追究机制的瓦解,这样看似矛盾的悖论其实正是错案追究机制的发展历程,也是其历史任务,如同债权的产生就是为了债的消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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